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其中，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二个结合”是在总结党百年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论断。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包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在内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就指出应该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并从历史典籍中撷取“实事求是”予以创造性转化，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几代领导人提出的“‘小康’思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进入新时代，习在继承发展“一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基础上，站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高度，提出“两个结合”的原创性论断。“两个结合”把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独立凸显出来，并与前者并列在一起，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和深沉的文化情怀。
“第二个结合”标志着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认识和对待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上，中国走过一条跌宕起伏但臻于成熟和自信的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强调中国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强调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党创新理论的“根”;强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强调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为什么能结合、结合什么、如何结合等重大理论问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实现途径。
“第二个结合”是守卫中华民族“价值之源”“民族之根”和“安全之本”，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有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后，主导、引发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政治因素或者经济因素，而将是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习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化问题已经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价值之源”“民族之根”和“安全之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支撑。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更加需要激活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生命力，为民族复兴提供更为强大的文化支撑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早在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中，就以戏剧化的语言探讨了马克思与孔夫子“相遇”的问题。百余年后的今天，中国通过“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让马克思与孔夫子东西方两位圣人跨越时空正式“握手”，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也必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