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司机、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保洁员、小商小贩——这些劳动者的面孔，是我们每天打交道最多的人。
她们是传统的中国女人，一口吞下最大容量的苦难，在风霜雨雪之中维系千千万个渺小的家庭。她们被赋予了太多的角色和沉重的标签，但却从未抱怨反抗，也从未怀疑质问。
这是“看不见的她：女性劳动者画像”系列的第二篇报道，我们走进了保洁阿姨的生活。
即便是在一栋精英云集、学历985起跳的写字楼里，没有这群劳动者的维护，厕所也会卫生纸横飞，尿渍满地。
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基层劳动的意义：他们的存在是隐形的，似乎都长着相似的脸。然而，一旦他们不存在，高速前进的社会将会瞬间瓦解。
和小时工赵阿姨对话的时候，背景音非常嘈杂，能听得出来，她使用着一部不太好的手机。
65年生人的赵阿姨，今年59岁了，和我的父母年纪相同。她的丈夫是一个电工，两个人在北京已经打了15年工了。
据赵阿姨回忆，刚来北京打工的时候，小时工的价格还是7-8元/小时，如今随着物价，已经上涨到了50元/小时。
每天早上4:30，赵阿姨忙碌的一天开始了。她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单位食堂打工，负责在后厨做饭。忙活到中午12点之后，食堂的活儿做完了，她就骑着电动车开始去各家各户做小时工。一直做到晚上9点，天已经黑了，赵阿姨再回到单位的小宿舍间里，随便吃点东西便睡了。
赵阿姨每个下午可以做3-4户人家的家务活，每户人家做2个小时的工，客户按照1小时50元计费。一个月下来，赵阿姨可以靠小时工赚到7000-8000元，加上单位食堂帮工，每个月可以拿到1万元的收入。客观来讲，这份收入比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可观得多。
这份工作之所以能带来如此丰厚的收入，得益于赵阿姨在北京打拼15年来积攒的人脉。老客人看她做得好，就为她介绍新客人，靠着人传人的口碑在北京站住了脚。
赵阿姨回忆起来，这些年走走停停，总共给四五十家人做过小时工，有人搬家离开了，有人带着孩子出国了，有人离开北京了回老家了，来去匆匆间，只有赵阿姨留了下来。“刚来到石景山的时候，这里还是土堆，现在完全变样了，我是看在眼里的。”
这15年来，她没有加入过任何家政公司，一直以独立的小时工身份游走在石景山附近的各个家属院。“之前也去家政公司试过，但阿姨太多了，根本排不到活儿，一年还要给公司交几百块钱年费”，为了能赚得更多，赵阿姨再也没去过家政机构。
赵阿姨最头疼的，就是打扫油腻的厨房。她总结了一些经验：要先用小铲子，趴在厨房一点点把硬了的油污铲掉，然后再用配好的清洁剂擦一遍。一间厨房清洁做下来的劳动量，相当于打扫了三户人家。遇到这一种情况，两三个小时也不一定做得完，但多出来的时间，大部分客户并不会加钱，“花钱的都是客人，没有花钱的错处”，赵阿姨朴素地笑了笑，表明了自己并不在意这些。
从声音判断，她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中年女人，说话缓慢温和，谈起奇葩的客人，也只是淡淡的几句，没什么太多委屈的情绪。
有些老年人会对来家里干活的阿姨说一些刺耳的话。他们也许是糊涂了，也许是年老之后产生的不安全感，对上门干活的小时工产生了抵触情绪。赵阿姨从来不会回嘴，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也不会再和人赌气了：“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会理论几句，现在有经验了，我知道老年人是最不能说的，一旦出了什么事儿，赔一万个我也担不起责任。”
赵阿姨也总结了照顾老年人的经验：一切都顺着他们。只要顺着他们，他们也会变得很好相处，甚至很慈祥。
在一个部队家属院里，就有这样一位老人，赵阿姨每次上门，老人都不急着让她干活，而是不停问她“吃饭了吗”“肚子饿不饿”，每次都会招呼她先吃些点心，喝杯茶。
而她最介意的情况，不只是那些站在上层阶级角度刁难小时工的客人，而是那些“盯着她看”的人。
她不能理解的是，明明自己的业务很熟练，却总是被人当作“佣人”和“闯入者”看待。“活还是挺干净的，从来没人说过活不干净，我是比较认真的。但总是有人跟在我后面，生怕我偷懒，或者怕我拿了啥东西。”
赵阿姨描述不清楚这种模糊的感觉，只是隐约发现“自己不存在被尊重”。她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用很多方法拒绝再去这样的人家干活。
有人在过年期间，给上门干活的赵阿姨送了大包小包食物和特产，还有人给她包了200元的红包。
在一个老家属院里，有这样一户客人，平时上班不在家，就把家里的钥匙给赵阿姨也配了一把。约定好时间后，赵阿姨能自己上门干活，干完活还可以在客人家里休息一会儿，一百块钱会按时出现在桌子上。这些难得的信任感和尊重，让她一直反复念叨：“这是特别好的人家，我在心里谢谢他们。”
儿子在张家口送外卖，女儿在涿州的一家超市做收银。一家四口人分隔三地，只有过年能见到面。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赵阿姨也只是远远望着他们，然后继续埋着头为了后代赚钱。
当我问起儿女有没有让她提前“退休”，别再干小时工这行了，她也只是笑笑。“他们也说过不让了，我就反问他们：我不干，难道你们给我钱养老吗？”
能多给儿女分担，就一直劳动到干不动的年纪，这是许多普通中国父母的样貌。他们不发一语，走在无数个漆黑崎岖的路上，为了几十块钱起早贪黑。
出来打工十几年，老家的朋友也都离散了。现在赵阿姨的朋友，都是在北京打工认识的同行。“当时出来打工的时候，老家还没有通讯设备，出来以后没怎么回去过了，所以再也没有联系。”
她告诉我，自己平时没有休息时间，也没什么业余爱好，同龄人跳的广场舞她一次也没跳过，她给我的理由是：“连吃饭和睡觉都是挤时间，哪有功夫玩那些”，这是一份结结实实的辛苦钱，赵阿姨把自己称作劳碌命，一辈子闲不下来，手上永远在干活，哪怕闲下来一会儿，心里都会别扭。
在谈话的结尾，我询问赵阿姨这15年攒了多少钱，她有点谦虚地说：“也没攒下来什么钱，就是在顺义买了套房子。”
但这套辛苦攒钱买下来的房子，赵阿姨和丈夫也没舍得住进去享受晚年，而是转手出租了，因为“这样能攒下来更多钱”。
如果说赵阿姨是游走在“系统外”的游击队保洁员，那么更多的保洁阿姨，仍然困在中介与劳务公司的管理之下。
见到保洁员李阿姨的时候，她正坐在朋友家门口玩手机，脚边是保洁公司配套的水桶、抹布、清洁剂和地刮。
这是李阿姨第一次来到朋友家做保洁。上一位保洁阿姨离职之后，李阿姨按公司给的排期表，接管了这间70平米出租屋的打扫任务。
李阿姨的面容看上去有些憔悴和沧桑，像是50出头的年纪，但实际上她是82年生人，今年只不过42岁。生活对普通人而言，从来都没那么温和。
“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小学都没上过，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他们不知道上学有什么用处”。父母很早就不再供她上学了，省掉一个孩子的学费，就能给全家多省出点粮食钱。
和丈夫结婚之后，两个人在深圳打过工，生活了几年后又来到北京。李阿姨告诉我，外出打工的河南人，要么往北，要么往南，这两个城市是他们最集中的区域。
做保洁之前，李阿姨进过工厂，也做过饭店服务员，她自嘲“没读过书，只能干这些”。
在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里，李阿姨做的是流水线工作。工厂的机器不能停下来，工人们只有两班连轴转，才能维持流水线的高速运转。
“一坐下来，手上就要开始忙活，紧赶慢赶地干，一旦你的手慢了，东西很快就会堆住，在你下面的人还会抱怨。”
工厂流水线个小时，人手不够的时候，顶12个小时的情况也有。即便如此，李阿姨依旧是觉得，保洁这份工作比工厂流水线点半，李阿姨会准时醒来，在家里热一些馒头当做早饭，骑着电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她分管的区域，每天要打扫10户租户的卫生，有合租房也有整租房。直到天彻底黑了，9点多才能下班。
“像中午饭，我很少能坐在饭馆里吃，就在路边买个饼。有时候自己带点饭菜，就坐在楼道里凑合吃。就为了省钱，搁饭店里买个饭，最少也要花十几块钱，还吃不饱，你像我们干体力活的，一顿饭就能吃20多块钱，哪敢下馆子啊。”
虽然住在北京朝阳区的繁华区域，但李阿姨租的房子，每个月只需要1000元租金。
原因很简单，她住在老破小旁边环境更差的平房里。我曾经走访过这片区域，住户大多是基层劳动力。没有厨房，只有简易搭建的电磁炉，厕所是室外公用的，没有洗澡的地方，房顶是破旧的瓦片，窗户是木质的，似乎用力一拉就会损坏。不到20平米的空间住着一家三口，虽然简陋，但至少给了他们留在北京谋生的机会。
李阿姨告诉我，住在旧平房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暖气。在北京的寒冬，气温能降到零下十几度，她唯一的取暖方式是一个插电的小太阳，“就是硬扛，要么把所有衣服和被子都盖上”。
和游击队小时工赵阿姨不一样，李阿姨的劳务身份由公司管理，所以她没选客户的空间，公司分配了哪家，就要去哪家干。
有一个合租房，三家合租室友像商量好了似的，把垃圾堆满了公共区域。每周的外卖袋子、快递盒子、生活垃圾、饮料瓶子，全部都丢在地板上。李阿姨每次上门，光是扔垃圾就要上下跑好几趟。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每次打扫完卫生，这家住户还会给阿姨打差评，长此以往，阿姨们都不愿意去这家打扫卫生了，公司也把这家租户列为特殊名单。
还有一个性格古怪的租户。两口子住在一居室里，面积不大，只有50平米，却要约3个小时的保洁时间。
李阿姨也纳闷，结果上门之后才发现，3个小时都少了。租户搬了一个板凳，坐在李阿姨身后，监督她把每一个角落的灰尘都打扫干净，窗户缝里的灰，要用手指一点点剋出来，墙面和天花板也要全部擦干净，假如发现还有一点灰尘，就要让李阿姨返工再来一遍。
租户一边监工，一边和李阿姨抱怨，要不是因自己腰不好，绝不会让保洁来打扫房间。
李阿姨越说越激动，她回忆起自己帮另一位租户擦书架的事。架子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摆得满满当当，“是一些娃娃”，我猜她想说的可能是手办。一旦她碰了书架上的手办，租户就会发火，“简直一毫米都不能移动，必须给他放回原位。”
还有的租户养了猫，家里到处都是猫毛，李阿姨想用湿抹布拖一遍，租户却要求她用苕帚扫。但苕帚扫不起来，最后只能是猫毛满屋子乱飞。消毒水倒少了，租户说她偷懒，消毒水倒多了，猫一闻又吐了，无论怎么做最后都会被租户投诉，“现在的人，动不动就给差评，因为他们了解差评能扣钱”。
让她最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李阿姨咬牙切齿地说：“他一定是个日本人，那个‘害劲’（方言，可憎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这个怪人租户，着急了就会带脏字骂人。李阿姨打扫厨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净水器龙头上的一个塑胶头，租户大发雷霆：“你了解这一个东西在国外买的有多贵吗，你弄坏了赔得起吗？”就连冰箱门也不能随便碰，正大光明地歧视上门的每一个保洁阿姨。说到这里，李阿姨嗓门突然高起来：“我觉得他就是装，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到激动的时候，李阿姨控制不住开始讲河南方言，甚至还冒出了几句脏话。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她还很内敛，只用了半个小时她就完全放开了，双手挥在空中，像是和熟识的朋友咒骂工作中遇到的糟心事。
她记得在一个合租房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了其中一户女孩。女孩和她攀谈，才发现两个人是老乡。女孩有时候在家烙饼，也会留李阿姨吃一顿老家的饭，两个漂泊在外的河南人边吃边聊。
还有租户在过年的时候，留李阿姨在家吃饭，给她煮了一大碗饺子。“社会就是这样的，人有好有坏，形形的，我们都习惯了。”
除了公司已安排好的租户保洁工作，加上其他网上预约的客户，按照每个小时55元计费，“公司还要抽成，每个月头拱地玩命干，可以赚8000-9000元，没有五险一金。”
和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李阿姨选择“只进不出”。她平常很少买肉吃，顶多买点鸡蛋补营养。
除了生活必需的花费，她这几年没有买过衣服，也没有用过化妆品和护肤品。有时候客户会把淘汰的旧衣物送给她，她很高兴，虽然日常她就没有时间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
李阿姨的丈夫在昌平的建筑工地做安全员，一周回来看她一次，算得上某一些程度上的“周末夫妻”。李阿姨总结了自己的心得，丈夫至少有一个中专学历，所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自己不存在文化，在市场上找不到体力活以外的工作。
十年前，大女儿刚读三年级的时候，夫妻两人就外出打工了，那一年小儿子刚刚会爬。现在，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看孩子，也没能力辅导功课，农村没有辅导班，全靠两个孩子自学，李阿姨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
李阿姨在北京打工十余年，孩子们也只来过一次北京。她还记得当时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去看了故宫和升旗，其他的景点和商场，她这十年从来就没踏入过。“要不是孩子来，我们是不会抽空去那些地方的。有时间肯定先干活挣钱。”
大女儿今年高考，远在北京的她，只知道女儿数学成绩不好，选了“全文科”，有些烦恼孩子未来怎么找工作。她看到平时上门打扫的客户，都是“学习好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学历那么高，来了北京也是吃外卖。”
她也在为女儿做打算。如果女儿能考上本科，她不想让女儿来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了，这里是人中龙凤竞争的地方。普通孩子去个中等城市，就不要像父母这样吃苦了。
“我在北京吃的这个苦，她吃不了，她连地铁都挤不上去。如果她以后考不上好大学，想干我这种工作，她也干不了的。我们这代人干这种苦力活，就为了让下一代不要再干了。”
李阿姨告诉我，在老家农村，这种“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模式很多。李阿姨家的二姨就是这样，三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了五个孙辈，老人下地干活的时候，只能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是支一把雨伞，把孙子们放在伞下面。
说起来孩子，李阿姨自顾自念叨着“这些年光顾着赚钱了，大家都是没办法”，毕竟在老家县城，也只能继续做保洁和小时工，一个月下来连3000块可能都挣不到。
“有办法的人都留在老家了，他们有门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只能硬着头皮出来打工。”
我在写字楼里观察她们时，看到她们缓慢的步伐已经没办法行动得太快，腰上挂着清洁腰包，上面还别着一部对讲机。偶尔在楼梯间和洗手间的椅子上，她们坐在那里偷闲休息。如果凑巧赶上了写字楼管理人员巡逻检查，还会看到年轻的装着制服的男男女女，对年迈的保洁员们进行批评和教育。
在了解了保洁员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强度之后，我会留意写字楼和商场的公共区域。一片反光的地砖，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庞大的人力去维护。保洁一天不上班，一个企业就会因为垃圾而瘫痪。
一位保洁阿姨告诉我，有人为了躲避家暴，在大城市的合租屋里隐姓埋名，靠保洁工作维持生计。
曾经有一位大厂员工和我说，在高强度的工作空间里，公司里的保洁阿姨就像不敢打扰高三孩子学习的“妈妈”，她们轻轻地走过来，收走了垃圾，又轻轻地离开，生怕脚步太重打乱了年轻人的思绪。
午饭时间她们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学习这么好的孩子，长大了还要在公司加班”，保洁阿姨看了也于心不忍。
虽然保洁阿姨们来自不同的地域，挣着不同的钱，但她们身上有极为相似的特点——
她们没办法忍受空闲，出售一切可以支配利用的时间，换取或多或少的酬劳，然后开始异常漫长艰苦地攒钱。
要么为了养老，要么为了留给孩子，要么为了家庭。许多保洁阿姨家里不止有一个孩子，如果生了儿子，她们的负担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了“给儿子攒彩礼钱”，背后隐形的鞭子挥舞得更加用力。在她们身上能看到高度浓缩的东亚性：勤劳，吃苦，认命，不抱怨，密集地劳动。
在对谈之外，还有更多的保洁阿姨在沉默地劳动，她们的生活状况各不相同。但能确定的是，她们没有留给自己空闲的时间。许多阿姨选择在过年期间继续接活儿，和外卖员与快递员相同，这一系列基层工作都处于计件工资制度之下，没有假期，越是节假日越忙，平台和机构会作为中间商赚差价，“劳动者-资本-客户”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
家政与保洁劳动，作为家庭私人领域的清洁、照料、烹饪等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形式，蕴含着公共与私人、经济活动与亲密关系、专业主义与情感依赖的多重张力。性别机制、社会阶层和情感劳动等多重因素，都在她们的劳动过程中发挥着微妙且复杂的作用。
然而，回到生活中去，基层劳动者对阶层的理解，就是爱憎分明的“好客人”与“坏客人”，以及那一句“花钱的人没有错处”，他们自行消化了大城市中遍布的歧视与冷漠，这就是劳动人民对“阶层”二字最直观的感受。
超一线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打工基地，这里汇集了天南海北谋生的人。写字楼里高学历年轻人在打工，服务这些钻进电脑里的年轻人的保洁员也在打工，我们共处在同温层之中，却仍然很难有机会展开对话。
李阿姨告诉我，公司对保洁员的年龄要求在48岁以下，如果看着年轻，50岁也可以糊弄过去。再老一些，市面上留下的工作便不多了，到时候恐怕就只能回老家。